和盛唐大多数文人一样，年轻时的杜甫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行万里路之上，他漫游吴越和燕赵，并与李白和高适在漫游中相交，从此成为相亲一生的知己。青年时代的杜甫除了诗情勃发，同时还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。天宝六年，即公元747年，唐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者到长安就选，杜甫以为机会到了，兴致勃勃地前往应试。然后奸相李林甫、杨国忠擅权朝中，怕贤才入选威胁己位，竟然弄出一个无一人及第的结果。对这一荒唐的结果，他反而上表唐玄宗，祝贺“野无遗贤”。杜甫的人生惨遭沉重打击，之后便是被他悲哀地称为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的十年长安旅居生活。十年里，她不断给达官贵人投诗献文，企图得到赏识和推荐。
直到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，杜甫才被任命为河西尉，这个卑贱、且必须直接欺压底层百姓的职务，被杜甫拒绝了。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，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和他的朋友高适的不同性格。高适也痛恨出任县尉，但恨归恨，他到底还是赴任了。这种往好里说叫做能屈能伸，往坏里说叫做得过且地的性格，显然要比杜甫的固执更合时宜。后来高适在政治上飞黄腾达，成为唐代诗人中仕途最得意的人，又一次证明了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。
公元756年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了，杜甫不得不携家带口加入到逃难的人群中。听说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，他立即前往凤翔投奔唐肃宗，要求杀敌立功，报效国家。唐肃宗见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子慷慨陈词，就任命杜甫为“左拾遗”。虽然品级只是从八品，但专门负责为皇帝上陈谏言，职位较重要。这是命运给杜甫的一次重要机会，可惜这个机会被他耿直的性格给毁掉了。在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时朝中的丞相房琯是个贤臣，因其兵败，肃宗听信谣言罢免了他的官职，杜甫直言为他辩护，给皇帝提意见说：这么好的丞相你不任用，难道还想重蹈任用李林甫、杨国忠的覆辙吗？皇帝一听，气得半死，差点就下命令把杜甫拖出去斩首。杜甫因此事得罪肃宗，而被贬华州。
公元759年冬天（12月），官场失意、政治抱负破灭的杜甫开始考虑举家迁往成都。杜甫萌生入蜀的想法，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。一是中原战乱，民不聊生，继续呆在那儿已不是明智的选择；二是蜀中安逸的生活、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美丽的自然景区都使诗人心生向往，加之唐玄宗避安史之乱，首选之地也是蜀；第三，恰好这时杜甫有个朋友在四川做官，这人就是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，他曾屡次捎信叫杜甫到成都来。杜甫经过认真的考虑，终于定下了这次行程。由陇西（今甘肃南部）经天水同谷入蜀，在崎岖的山岭和险恶的栈道上行走了一个月，终于抵达梦中的成都。杜甫靠亲友资助，在成都浣花溪畔选择了一块空地，搭建起几间茅屋，屋前屋后种上一点蔬菜，过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。以后的日子，杜甫沉浸在成都安闲和舒适中。他曾游逛武侯祠，写了一首十分著名的诗《蜀相》：
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自760年到765年，其间除流亡今四川三台，阆中一带一年多以外，诗人先后在此居住了近四年，写诗两百四十余首，其中包括《蜀相》、《春夜喜雨》、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、《登楼》、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名篇。广德二年（即公元765年）5月，杜甫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思乡之情也与日俱增，这一点在他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中有明确的表述。蜀地虽然以它的山水和温情慰藉了诗人的心，但诗人还是很怀念他的故乡，如今故乡的战事已经结束，年过半百的诗人终于下决心回家看一看。于是，他携家经水路出蜀，至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又滞留二年。出三峡后飘泊于荆、湘，以舟为家。当船停泊在岳阳楼下时，杜甫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，家人们把他搀扶进当地的一家客栈，一边安顿下来，一边用所剩不多的银两去四处买药。在这举目无亲的他乡客栈，没有人知道这个贫病交加的老人是谁，也没人知道他骨瘦如柴的手曾经写出过多么壮美的诗句。一人伟大的灵魂就这样凄凉地安息在岳阳的客栈里了，享年59岁。在他去世前不久，写下了他的绝笔长诗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》，诗中，他回顾了不堪回首的一生，末了，依旧对国家的前途忧心：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”他对所忠诚的国家如此牵挂，然而他爱国家，国家却不爱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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