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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祖山十问之一||凭什么竟以“人祖”二字为一座山命名?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20-06-26 来源:人祖山景区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,
只有一座山叫人祖山。
她位于中华民族母亲河
——黄河壶口瀑布之东。
这是东方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,
让我们倾心,
让我们动情。
是谁,
什么时候,
依据什么,
竟敢以“人祖”这个无比神圣的称号,
来为此山命名。
这是笔者在《中华人祖山·代前言——待解的谜团》中提到的一个问题。要想回答这个问题,必须先弄清下面几个概念:“人”、“祖”、“人祖”。

“人祖山人”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


“人是从哪里来的?”这是人们一直关心的问题。关于人类的起源,历来说法不一。主要的有“上帝造人说”和“生物进化论”两种。笔者赞同“生物进化论”。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证明: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。人类进化经过了长达2800万年的漫长历程,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,即“古猿”、“正在形成中的人”、“完全形成的人”、“现代人”。

第一阶段:古猿           


《世界通史》(【美】威廉·麦克尼尔著)指出:“古猿是类人猿和人类共同的祖先,人类就是从古猿逐步发展而成的。目前发现的古猿化石在埃及,生活在距今2800万年前。这种古猿还是四足行走的林栖动物,类人猿的特征也不突出。经过长期的演变,又出现了森林古辕。他们虽然仍是生活在树上的猿猴,但已经显示出某种与人类相似的特征,他们的下颌与原始人的下颌十分相似,并已能够直立行走,距今大约2000万年。”

《中华探源》(李侃良著)指出:“1956至1957年,在云南开远小龙潭村上中新统煤系中,中国首次发现了森林古猿牙齿,定名为开远森林古猿。1981至1982年,江苏泗洪县也发现了森林古猿牙齿。这些类人猿,生存在2000万到500万年繁盛的热带森林中,是猿类和人类的共同先祖。”

第二阶段:正在形成中的人
拉玛古猿模拟图像
拉玛古猿化石

《世界通史》指出:“大约距今1400万年前,地球上的气候发生了激烈的变化,进入了冰河期,热带区逐渐缩小,森林面积也随之减少。这对古猿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,被迫从森林下到地面,到草原、江湖地区觅食,迫使他们由原来生活在森林中所养成的悬臂动作和屈肢行走的习惯,逐渐改为直立行走了,于是双手就越来越多地从事其它活动。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‘正在形成中的人’”。

这一阶段的古猿,人类学家称之为“拉玛古猿”。

第三阶段:完全形成的人

《世界通史》指出:“又经过长达几百万到上千万年,随着古猿的进化,以及工具的制造与使用,非洲大陆开始出现了‘完全形成的人’。‘完全形成的人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猿到人进化的形成阶段。按自然的发展,‘完全形成的人’也可分为‘能人’、‘直立人’、‘智人’三个阶段。”

“能人”,也称“南猿”。“能人”的生活年代大约距今240万年前后。其牙齿接近现代人类,脑容量也大,已会制造工具。安徽繁昌人字洞的繁昌人(距今约250——200万年)、四川巫山人(距今约200万年)、山西西侯度人(距今约180万年)、云南元谋人(距今约170万年)、河北的泥河湾人(距今约160万年),均属此类。

“直立人”也称为“猿人”,是在距今110——20万年前出现的。《世界通史》指出:“他们对环境适应能力高于“能人”,变成了打猎的能手。起初,他们手拿木棍与野兽作斗争,后来,他们学会把木棍削尖去刺杀野兽。于是就出现了长矛,‘直立人’的手变得更长了。”陕西的“蓝田猿人”(距今110——70万年)、湖北的“郧县直立人”(距今约100——80万年)、北京的“周口店猿人”(距今约70——20万年)、安徽“和县猿人”(距今约40—30万年)、辽宁的“金牛山人”(距今约28万年),都属“直立人”阶段。

“直立人”阶段对应的是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,考古界称之为旧石器时代。

(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张大林主编)

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(张大林主编)指出:“这时的石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粗糙而钝厚,他们已经知道把石块制成一种平的或三角形的形式,而出现了狩猎用之枪的锋芒……在这一时代,当作生产力主体之人类自身的肉体型,还没有完全从树上型转化为地下型。他们的两臂还很长,两腿还是不能紧密地并拢,脑部还是不十分发达,声音器官还是不能发出明晰的言语。一言以蔽之,他们与类人猿的差别还是微乎其微。”

“智人”也称为“古人”,是在20—1万年前左右形成的。“智人”可细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。

陕西的“大荔人”(距今20万年)、湖北的“长阳人”(距今19.5万年)、广东的“马坝人”(距今12.9万年)、山西的“丁村人”(距今10—2.6万年)、广西的“柳江人”(距今6—5万年),就属于早期“智人”。

陕西的“黄龙人”(距今5—3万年)、内蒙古的“河套人”(距今3.5万年)、四川的“资阳人”(距今3.5万年)、山西的“峙峪人”(距今3万年)、北京的“山顶洞人”(距今1.8万年)、山西的“下川人”(距今2.4—1万年)、山西吉县柿子滩人(距今2.5——1万年)均属于晚期“智人”。

“智人”时代对应的是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,考古界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石器时代。、



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指出:“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,除石器的制作技术较之下期已有显著之发展外,还有几个主要特征,即骨器的出现,凿孔技术的发明,特别是火的应用……在这一时代,一方面由于作为生产力的人类自身的体型比较的发达;另一方面,由于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的扩大与制作技术之提高,必然地会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性。所以,到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,人类的生活便不完全依靠于采集,也依靠了狩猎。这样,过去的采集经济,到现在便发展为采集狩猎经济……我们由此可以想象燧人氏时代的人群,已经再不是拘束于内海周围之可怜的采集者,而已变为英勇的猎人。”

综上所述,人类从古猿进化为“智人”,经过长达2800余万年的漫长历程。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,是人类受生存环境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影响,其性行为与其他动物无异。

《中华探源》指出:“有巢氏的猿人是乱婚时代,燧人氏的古人是血缘婚时代,但它仍是一种‘族内婚’(族内同辈之间婚配繁衍)。近种近亲繁衍所导致的后果,就像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那样,是可怕的退化、呆傻和返祖现象,这对人类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威胁。”

第四阶段:新人,也称“现代人”

距今7000年前,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期,考古界称之为前仰韶文化时期。有学者认为,这一时期正是传说中的女娲时代,故应该叫做“人祖时代”。 

(人祖山女娲岩画)

1921年4月,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调查时,发现了彩陶片和新石器,并于同年10月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。安特生将这一距今7000——5000年的远古文化遗址命名为“仰韶文化”。

李侃良先生在《中华探源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:“距今7000—5000年的仰韶文化,到底是母系氏族时代还是父系氏族时代?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将黄帝时代定为距今5000年,那么仰韶文化与黄帝、炎帝到底有无关系?

还有,仰韶文化之前的距今1万—7000年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?女娲、伏羲的传说是否就发生在这个阶段?”

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指出:“大约在距今九千乃至一万年左右的时代,随着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之转化,中国的历史便从蒙昧时代走进了野蛮时代,过去的氏族制以前的社会到现在便发展为氏族社会……当此之时,随着后冰期之终了,地球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,海洋和大陆的形式都和我们现代所在的地球差不多了。许多过去的大陆,沦为现在的海底,许多原来的内海,干涸而为现在的沙漠。”

(柿子滩遗址)

田建文先生在《中华人祖山·绪论》中指出:“全新世之初,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,气候逐渐变暖,才出现了距今约一万年前农耕的新石器时代。”

这一时期,人祖山一带气候温暖。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的繁殖极为迅速。在山陵与溪间,河谷与原野,到处都植被丰富。兼有山川之利的人祖山成了人类理想的生存家园。生活在风山(人祖山的别名)的风姓氏族首领女娲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族内血缘婚的危害,便与从黑龙江中下游万里迁徙而来的伏羲氏族,始置了族外对偶婚制度。(关于伏羲氏族西迁的论述,详见北京天文台台长伊世同先生的《伏羲时代》)

田建文先生在《柿子滩与人祖山》一文中指出:“如果用时间和人类进化程度来表示这一文化链的话,那就是:

(一)柿子滩S1地点“下层文化”,五万年以后,人类进入早期智人;

(二)柿子滩S9地点第5层和柿子滩S1地点“上层文化”,一万年以前,人类进入晚期智人;

(三)柿子滩S9地点第4层,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,人类出现最早的现代人;

(四)东柴圪垯和“柏树沟地层”,距今七千多年,人类进化到现代人。”

(柿子滩遗址)
马世之先生在《伏羲女娲与中国远古文化》一文中指出:“卢仝《与马异结交诗》谓‘女娲本是伏羲妇’,是说二者是夫妇关系。实则可能属于同一部落联盟中具有通婚关系的氏族部落。”
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场具有划时代巨大意义的婚育革命。族外对偶婚制度的实施,特别是那支经过几千年的时光,行程数万里,迁徙途中因与无数部落交配过,其基因不断优化的伏羲部族,与当地女娲部族的结合,彻底改变了人祖山区域人类的基因组合,实现了人类基因的突变,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人类退化问题,大大提高了人类繁衍的质量和数量。这实际上等于人类的一次再生和再造,一代新人(现代人)终于在人祖山区域诞生了。
以上,我们探索了人类的进化过程,明白了我们常说的“人”指的就是上述人类进化最后结果的“新人”、“现代人”,而非“类猿人”、“类人猿”、“古猿”、“智人”。
“祖”字浅析
关于“祖”字的解释并不一致。
有一种说法认为,“祖”字右边的“且”字,表示男根;左边的“示”字,甲骨文也写做“匕”,象征女性生殖器。很显然,“祖”字由男女两种生殖器的甲骨文组合而成,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生育自己的父母合而为“祖”。而在“现代人”出现之前,后代只知其母,不知其父,绝不会有“祖”这个概念的。只有在女娲伏羲实现了族外对偶婚,其后代既知其母,又知其父的时代,才会出现“祖”这个概念和“祖”这个字。


(汉字“祖”字形演变)

人祖山主峰上人祖庙现存的唐碑碑额文字为“重修包山伏羲皇帝正庙之记”。遗憾的是,其碑文已模糊不清。我们知道唐代建庙是有严格规矩的,“正庙”二字旨在特别强调人祖山伏羲庙的正统地位。现存的嘉庆庚子年残碑上的文字是“重修包山伏羲皇帝太初庙记”。“太初”者,最早也。

(人祖庙龟趺上的伏羲皇帝正庙碑)

另一通明代万历十九年(1591年)“重修吉州包山伏羲碑记”的碑文中说“帝,人之祖也,吾州治北百里,曰高山之上,而有伏羲之庙,因庙而名山,曰人祖山。莫知其肇建于何时。”

2011年,山西省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会同吉县文物管理所清理人祖庙时,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豆柄和筒瓦、汉唐到宋元时期的筒瓦和瓦当以及明清瓦当和建筑构件,还有2100—900年祭祀所用的牛羊骨头。更为珍贵的是,在女娲座像下清理出人的头盖骨,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碳-14检测,为距今6280年前的远古人类头盖骨。虽然,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人祖庙始建的具体年代,但由上述文献和获得的实物可以肯定:人祖山祭祀女娲伏羲的活动自战国以来一直没有中断。

(人祖山祭祀广场)

2012年6月2日至4日,《山西吉县人祖山考古文化旅游开发鉴评听证会纪要》指出:“人祖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祭祀女娲的考古遗迹。人祖庙清理中发现的遗物分战国、汉唐、宋元、明清、民国五个时期,并有距今2100—900年曾作为祭品的动物骨头。有专家认为,娲皇宫位于人祖山主峰顶端,最早可能是女娲氏族祭天或祭祖的祭坛。女娲死后,葬身于此,成为陵墓。而后经历代修建,建过享堂,最后演变成人祖庙。说明女娲去世后的6200年前,先民就在这里祭祀过女娲。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先生说:‘人祖庙建筑群性质是什么?是祭祀场所,是祭祀女娲、伏羲的。从所发现文物的时代看,最重要的是6200年前人类就在这里出现过。’北师大教授王增永先生认为:‘把考古和神话结合起来,就有了清醒的认识,即人祖山是国内目前发现的祭祀人祖女娲最早的场所。’大家认为,古往今来以人祖山为核心的祭祀、祭奠先祖的频繁活动应该是有据可查,传承有序,一脉相承的。”

综上所述,无论是碑刻上的“正庙”、“太初庙”、或县志上的“庖羲氏故宫”的名称,还是“莫知其肇建于何时”的碑文,都充分说明山西吉县人祖山上的人祖庙始建年代久远,在同类庙宇中的地位极其崇高。因此,2012年6月2日至4日,山西吉县人祖山考古文化旅游开发鉴评听证会得出了如下结论:“人祖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祭祀女娲的考古遗迹”;“人祖山是国内目前发现的祭祀人祖女娲最早的场所。”

(人祖山伏羲皇帝正庙牌楼联)

《说文》曰:“祖,始庙也。”“始庙”者,最早的庙宇也。

依照《说文》之解,最早祭祀华夏民族先祖女娲、伏羲的人祖庙,就是华夏民族的“祖”,也就是华夏民族的“根”!

行文至此,“人祖”这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名词之含义已不需再作解释了。“人根之祖,出在吉州。”是山西吉县千古传唱、妇孺皆知的一句民谣。这句民谣中的“根”、“祖”,指的就是曾经生活在山西吉县人祖山上的华夏民族始祖——女娲和伏羲。女娲、伏羲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,他们一万年前就生活在人祖山上。

人祖山山名演变的历史

人祖山,最早的名字叫空同山。

《广黄帝本行记》曰:黄帝“闻广成子有道,在空同山,见之……”。

《庄子·在宥篇》记载说:“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,令行天下,闻广成子在于空同山。故往见之……”。

扬州大学教授贾学鸿在其论文《庄子书中山名的索考》中就空同山做了详细的考证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吉县的人祖山就是空同山。

(人祖山孔山风洞(郦道元水经注:众风之门))

山西师大教授、曾任人祖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文化宣传部长的冯彦山先生,从人祖山别名“孔山”之“孔”的发音,推导出孔山即空同山。人祖山还称风山,乃因山之绝壁有“风洞”之故。北魏郦道元所撰《水经注》曰:“河水南经北屈县(注:北屈县,吉县古称。)故城西,西四十里有风山,上有穴如轮,风气萧瑟,习常不止。当其冲飘也,而略无生草,盖常不定,众风之门之故也。”“有穴如轮”“众风之门”即俗称之“风洞”。

从唐代“重修包山伏羲皇帝正庙之记”的碑文中,我们得知这座山曾名为包山。其原因是,当地方言中,念“庖”为“包”,故而“庖山”(庖牺氏之山)变为“包山”。亦可认为“包山”为“庖山”之俗写。(古书也有“包羲”“包戏”的写法)。

(山斧头风族部落)

清康熙十二年(1673年)《吉州志》有庖山演变为人祖山的详细记载:“庖山,在州北三十里,迤北而上又三十里至于绝顶,上建伏羲庙。父老相传伏羲为人祖,又名人祖山。但旧碑传为庖羲氏故宫,未知孰是。”从上述碑文中我们可以确定在清康熙之前此山已经名为人祖山了。 

山西省社科院孟繁仁、吉县文化学者霍盈洲先生都说过由碑文记载可知,至晚在宋代已有“人祖山”之名。惜乎未曾见到此碑文。倒是冯彦山先生破解了“娲石”上的一方残损题刻,“元丰八年X月初五日,西夏王奉缶……”,为他们的说法提供了证据。

2016年6月11日,田建文先生在侯马古玩市场发现了一本北宋时期的手抄本《平阳论》。《平阳论》的第七页上有如下文字 :“万载神灵女娲皇”、“吉州城,人祖山,姊妹滚硙配夫妻,立人伦,古庙成亲。”由此可见,最迟在北宋时期原来的风山、空同山、庖山已经更名为人祖山了。

(《平阳论》 第七页)

田建文先生在《中华人祖山》一书的“绪论”中指出:“娲皇宫、伏羲殿全国有多处,然而只有吉县人祖山是绝无仅有的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相对应,且以“人祖”命名的只此一处,这充分说明了人祖山是中华人祖最早的定居地,是人祖文化最早的诞生地之一。”
结 论
一、人祖山区域大量的考古材料充分证明华夏民族的始祖女娲、伏羲是人,而不是神。他们在人祖山上实行了真正的族外婚,实现了华夏民族的基因突变,完成了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,是华夏民族真实的始祖。人祖山是女娲伏羲最早的生活之地。为了纪念他们,才有了华夏唯一的“人祖山”。
、人祖山名称的演变过程是空同山——风山(孔山)——庖山(包山)——人祖山。
、“人祖山”之称至迟出现于北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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